多丽丝·莱辛:苦难是人生的良缘


GG 37

  出生在伊朗东北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做苦力,母亲给人家帮佣,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存,所以刚刚出生,她就掉进了苦难里。

  迫于生计,她六岁时随父母移居到非洲的津巴布韦,她在那里入学,和黑皮肤的孩子成为同学和玩伴。她本应该无忧无虑地享受童年时光,但灾难却不期而至。12岁那年,她小学还没有毕业,却突然得了眼疾,她眼里的世界一下子都模糊起来,就连书本上最大的字也看不清楚了。那天,母亲带着她离开校园时,她几次回头,也看不清曾经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她绝望地痛哭流涕。黑暗的世界里,她每天在地狱般的孤寂与痛苦中苦苦挣扎。为了安慰她的情绪,母亲每天晚上回来,都要给她讲一些外面的见闻。白天,父母都出去做工了,没有人来陪她,为了打发时光,她就把听到的那些见闻编成许多感人的故事。没想到,父母听了她的故事后,竟被感动得泪流满面。

  16岁时,她的视力渐渐恢复了正常。看着家里的窘境,她主动向父母要求出去做工,赚钱养家。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电话接线员,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能赚到买一块黑面包的钱。一块黑面包,她也很满足了,因为这就解决了全家的晚餐问题。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她就因为接错了一个重要电话而被解雇了。于是,她又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最后,她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做保姆,这是个不听话的孩子,没办法,为了哄他高兴,她就编各种各样的故事讲给他听,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父亲偶然听到了她的故事,这位博览群书的男主人对她说:“你讲的故事很精彩,出自哪本书呢?”她害羞地说是自己编出来的。男主人吃惊地对她说:“一定要把你的故事都记录下来,有一天,你也许会成为作家呢。”这番话,对于16岁的她来说,不过是一句笑话罢了,因为她每天要面对的,还是贫穷的现实生活。

  20岁时,她结婚生子了。她憧憬着,自己的人生之路,从此会铺满灿烂的阳光。但她没想到,婚姻却成了她生命中的一个劫。婚后第三年,那个她认为可以依靠的男人,突然销声匿迹了,他拿走了家里所有的财物,扔下了三个幼子和支离破碎的家。想着茫茫的人生之路,她恐惧,心痛,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为了排遣苦闷,她又开始提起笔来写被自己称为故事的小说。写小说,成了可以让她逃避现实、排遣痛苦的方式。

  31岁时,她发现自己实在无法养活三个年幼的儿子了。望着骨瘦如柴的孩子,她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离开贫困的津巴布韦,到外面的世界寻找生机。她带着孩子离开津巴布韦,经南非开普敦搭乘客轮前往英国。万里飘摇的轮船上,她两手空空,囊空如洗。此时,她的全部家当只是背包中的一部反映非洲生活的小说草稿。

  刚刚下船,问题就来了。没有食物,没有住处,孩子们嗷嗷待哺,她那颗母亲的心如同刀割。她拿着自己唯一的筹码——那部长篇小说的草稿到一些出版社去碰运气,结果,她处处碰壁,受尽白眼和奚落。没有人会相信,一个非洲来的流浪女人会写出可以一读的小说来。但她没有别的路可走,她不敢放弃,因为这是自己和孩子们的唯一机会。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几乎敲遍了伦敦所有出版社的大门,直到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以《野草在歌唱》为题出版她的小说。

  包括她自己,任何人也没有想到,这部非洲题材的小说出版后竟吸引了无数读者,整个伦敦出版界在一夜之间都认识了这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

  一部小说的成功,让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方向——继续写故事,写小说。童年以来的苦难与坎坷经历,都成了她创作故事的素材。贫苦的出身,使她对弱者有着天然的亲近与同情;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又使她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勤奋写作。结果,她在写作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结出了累累硕果。

  从1952年开始,她用17年的时间,创作发表了《暴力的孩子们》《金色笔记》等多部长篇小说。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一些诋毁和攻击也如风暴般袭来,有些人说她的小说是狭隘思维与偏激思想的混合物,有些人干脆说那是垃圾。她宠辱不惊,唾面自干,埋着头继续写自己的小说。她相信,只要坚持着笔耕不辍,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自己的那些故事,并喜欢这些故事。

  时光荏苒,在文字中耕耘的她由少妇变成了老妇,又由老妇熬成了耄耋的白发老婆婆。有一天,当她去超市购买生活用品回来时,看到自家门口挤满了带着摄像机的人。她好奇地问那些人:“你们是要在这里拍外景剧吗?”这些人就告诉她:“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白发老婆婆听了后,却面无表情,而人们则呼喊着她的名字:多丽丝·莱辛。

  瑞典文学院的颁奖公告中这样写道:“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以及她那史诗性的女性经历。”

  这一天,距离莱辛88岁生日还有11天,她是目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高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