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基础是创意，创意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一个梦想，每一个从商的人都是一个梦想家，这个梦想会衍生一个很牛的公司，开始都很小，但一定高质量。做风投就是让资本如何与这种企业结合，其实就是投资对人类有价值的梦想，让更多的美梦成真”。对风险投资，熊晓鸽如此解读。

从1992年回国创业，到今年熊晓鸽做风投已整20年。20年里，他作为创始合伙人的IDG资本，在中国投资了近300个中小企业，目前已有70多家所投公司公开上市或并购，创造了约30万个就业机会。百度、搜狐、腾讯、金融界，以及如家、携程、汉庭、土豆网等优秀的创业公司背后，都有熊晓鸽和他的团队的身影，也因此，他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

熊晓鸽作为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目前在中国管理着约40多亿美元的创投资金，他不仅极大地影响到中国互联网主流企业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创业奇迹的见证者，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等企业家的成长也都与IDG的投资息息相关。

初涉风投

由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毕业的熊晓鸽，是如何走上风险投资的道路呢？这得从他人生的第一梦想——当记者说起。

“我的第一职业，仍然是记者。第二职业，才是风险投资商”。熊晓鸽总是说：“我上大学时的第一个职业梦想就是想做一个特别好的记者，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法拉奇式的中国记者。”

也是因为这个梦想的牵引，熊晓鸽以后的人生规划几乎都围绕着“新闻记者”这个行业在打转儿。

虽已在机电部任翻译和英语教师，1984年熊晓鸽还是以全国统考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的研究生。1986年，他在新华社国际部实习时，当时的梦想是成为新华社外派的战地记者。同年秋天，他获得美国波士顿大学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怀揣38美元到了美国，熊晓鸽玩命苦读，只用了8个月就拿到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硕士学位。

他在国外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也是记者。“那是1987年底，进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国际经济与商理博士学位期间，暑假打工，我有幸来到美国全球最大的出版机构卡纳斯出版公司中国版《电子导报》实习。当时做跑硅谷的记者，实习期一小时给15美元。上班的第一天就谈成了在中国出四期中文杂志，报社特高兴。我出了一期杂志后，公司就开始说服我留下，并开出了优惠条件。1988年9月我正式到《电子导报》上班，开始当英文编辑和记者，也放弃了博士学位的攻读。”熊晓鸽回忆道。

“3年的记者生涯，打开了我认识风险投资领域的第一扇门”。当时去采访的地方主要是美国信息工业的两大基地——东部的128公路和西部的“硅谷”，这里是美国创业者汇集的地区。熊晓鸽说，“在这段时间采访了很多电子公司、创业者和做风投的金融人才，也了解了风投该怎么做，觉得很有意思。还办了一份中文版的《电子杂志》，编纂了100家美国电子行业最活跃的风投公司目录。”

1991年秋，出色的记者业绩，让他荣获了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华协会“1991年度最佳新闻报道奖”，其间还担任了《电子导报》亚洲版副主编。2000年5月，熊晓鸽成为母校波士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位亚裔董事。2004年他在该学院设立“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以及另外两项科技奖学金。他一直为这两件事感到兴奋和骄傲。

真正将熊晓鸽这个“门外汉”带入风险投资领域的人，是IDG董事长麦戈文。

“我是认识麦先生而进入风投行业。如果没有麦先生，我不知道我现在会从事什么行业。”熊晓鸽说，“1988年中秋前夕，荣毅仁先生到美国访问，要到弗莱彻学院做讲演。我所在杂志社赞助了招待会和晚宴，并请来了很多广告客户，包括麦戈文先生。在晚宴上，我做了荣毅仁和麦戈文之间的翻译。就这样，我们两人相识了。”

1991年7月，熊晓鸽希望能回国发展，此时他觉得长时间做记者，已遇到了职业瓶颈。因此，他给麦戈文写了封信。双方很快约着见面。他坦诚地对麦戈文提出自己当时想实现的梦想，“我如果到IDG来，就想做两件事，到中国一是出杂志，二是做风投”。结果是麦先生两件都想做。于是当年11月6日，熊晓鸽加盟了IDG公司。

“这是我的梦，一个海外学子在美国做了整整四年的‘中国梦’——在中国创办一份《电子产品世界》，专门向电子、电讯及电脑产业的经理、工程师、工程管理人员及创业家们提供综合性的信息服务。亲爱的读者，愿您能够理解、接受和参与这一来自太平洋[1.01% 资金 研报]彼岸的中国梦”，这是熊晓鸽1993年8月为《电子产品世界》撰写的题为《梦想成真》的发刊词，也是他20年前的“中国梦”，杂志上熊晓鸽的照片和他的中国梦一样意气风发。

崭露头角

在风险投资界摔打了20年，熊晓鸽总结做风投的四要素是：第一是市场。市场判断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市场大公司才能做大。第二，产品还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如果没有一点技术进入的门槛，就很容易被人复制。第三，作为一个高速成长的技术型的公司，公司团队的执行能力和应变能力非常重要。第四，资本进入的时间，对时间点的把握很重要，太早太晚都不行。这些经验和四个要素的把握，与当年在硅谷当记者培养的职业素养很有关系。

“IDG资本在中国投了有近300个公司，但可能看了有3万多个公司还不止，选择很重要”。熊晓鸽认为，四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对市场和管理团队的判断，尤其是对人的判断。

投资季琦的“三大战役”，是熊晓鸽及IDG资本团队津津乐道的得意之作。1999年秋的一天，上海的衡山路上，熊晓鸽在衡山饭店约见了一位名叫季琦的创业者。正是这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见面，成就了季琦之后三次传奇的创业经历——季琦是携程、如家以及汉庭的创始CEO，他用10年时间创造了这3家市值过10亿美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多年来，IDG资本在互联网行业充当着“输血中心”。土豆网创始人王微曾在IDG年会上分享了土豆创业初期、融资及一波三折上市的发展历程。“这6年的旅程，是一个奇特有趣又美好的梦，公司业务从无到有，从5个人到1000人，经历了金融危机，经过了后来的4轮融资，我们一起干到了现在。熊晓鸽和IDG的各位合伙人，给了土豆网巨大的帮助。那50万美元是我觉得最值得的50万美元。”王微说。

熊晓鸽的另一感悟是专注。“尽管这些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如火如荼，但我们始终坚守不做房地产。”

“1992年，在深圳每天都有人拉我去买楼看地时，也去看过，做了没准早发大财了，但我要做房地产没准也早死了。为什么没做？一去就是喝酒，每天醉醺醺的，受不了，每天看地、喝酒，生活质量太差了。”熊晓鸽低调地调侃道。

熊晓鸽认为，做投资是一个统计学的工作，做来做去，都是挑战二八定律。就是20%的项目赚了80%以上的钱，投十个项目有两个大赚就非常好了。我们的失败率是8%左右，20多个公司每一个都赔得很心疼，所以说教训很值钱。虽然赔了20多个，但我们还是做得很开心，因为毕竟还是赚的多，而教训让犯低级错误的概率降低了。

同时，成功也源自我们有一个在一起合作了20多年的管理团队。IDG资本有一个由7个人组成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决策相对透明、科学。

“风险投资是眼光投资，眼光很重要。不是比钱，是比钱以外的增值服务。”熊晓鸽说。

搜房网总裁莫天全对此深有感触，“创业一定要找到可以同甘共苦、最好的合伙人。搜房在初期有两次青黄不接，压力很大，这时IDG两次给我们过桥资金，虽然钱不多，每次仅一两百万美元，但帮我们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实际上，很多好公司就是因为一道槛没有过去就完了。我总结投资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雪中送炭，二是锦上添花，三是趁火打劫。IDG给我们的钱没有任何利息，我很感谢有这样好的投资者。”

未来投向

“回国后对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做了很多事，也给我们带来了很高的回报。在中国做文人比较好，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产业界就很难，领风骚10年就不错了，领20年就了不起了。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很快，竞争也越来越残酷。”

熊晓鸽认为有四个技术将可能引导未来企业创新创业——移动终端、云服务、社交技术以及大数据。

他认为在中国未来10年领风骚的一定是移动互联网，媒体的与移动互联网有关的技术公司。这个行业很激动人心，新产品不断涌出，从负面来讲，这个行业也挺吓人，竞争激烈而残酷。

“但对我们做基金的来讲，机会就比较多。我们主要有3只基金。在中国我们还是以技术为主，TMT(Technology，Media，Telecom，一般统称为数字新媒体）一直是我们的最爱，中国还有很多的机会，如医疗器械、服务、文化创意产业等。现在中国与20年前比，机会多了，但竞争也激烈许多，我们要抓住机会到中国去做比较大的事情。”

“我们的梦想很简单，希望人们的生活、环境质量有所提高。未来我们将更多在移动互联网、文化创意产业、环境产业、医疗卫生等方面有所作为，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梦想成真。”熊晓鸽的梦想再次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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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晓鸽与IDG中国

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nternational Data Group，IDG）是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出版、研究、会展与风险投资公司。IDG公司2012年全球营业总收入达到34亿美元。进入IDG工作后，在熊晓鸽全权接手亚太区事务后，IDG在亚洲多年亏损的项目开始全面盈利。

做投资以来，熊晓鸽最津津乐道的有这么几件事：

——完成中国媒体的第一个并购。1991年12月，刚就职的熊晓鸽回国后，只用半小时，就谈成了把当时的《国际电子报》合并到IDG旗下的《计算机世界》里。

——深圳高交会的发起者之一。1992年，熊晓鸽在深圳创办了展览公司，和深圳市政府合作，负责高交会最大面积的一号馆——IT馆的招商至今。

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中国第一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同年，他协助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现更名为IDG资本）。

1998年10月28日，他代表IDG集团策划与中国科技部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承诺在7年内向中国的技术产业提供10亿美元的创业基金。如今他已成为将国际资本引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之一。